25年前的這個月，在1996年名人賽的週六晚上，我在這場我最想要贏的賽事領先。
我已經拿下兩座英國公開賽冠軍盃，這是我喜愛的比賽。不過即使在我小的時候，當我在澳洲觀看電視轉播時，我完全被傑克尼克勞斯在名人賽的表現迷住了。我可以這麼說，傑克尼克勞斯是終極的高爾夫球員，而奧古斯塔是終極的高爾夫球場。
到了1981年，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打名人賽。在週六我被排在最後一組—和傑克尼克勞斯同組。他把右手放在我肩上然後說：「我希望你和我一樣緊張。」而我心裡想：「這真是偉大運動員的風範。」
在那之後，有時候我會想像我是冠軍晚宴的主人，我會準備澳洲紅酒，而傑克就在餐桌旁。
在1996年名人賽的週六晚上，我以六桿領先一位我完全無法企及其成就的球員—尼克佛度（Nick Faldo）。十年前，我輸給最終拿下第六件綠夾克的尼克勞斯。這段期間我有過其他奪冠機會。但現在我41歲了，我已經學到很多教訓。佛度和我—我們倆人在各方面都截然不同—將會在週日下午出發的最後一組直接較勁。
當我在週六晚上走出球場更衣室時，我看見彼得多伯萊納（Peter Dobereiner），一位來自英國的高球作家。他對我開玩笑：「這局面就算是你也不會搞砸。」我試著一笑置之。但老實說並未成功。
大約12小時後，我在我租的房子裡醒來。已經到了名人賽的週日，而我有些地方不對勁。我的腳、臀部和肩膀感覺不協調。我到房子附近散散步，試著排遣情緒，但還是不行。
當時我的另一半是我的第一任妻子蘿拉，我聽說她從佛羅里達組了一個親友團搭我的私人飛機到奧古斯塔，要看我打第四輪決賽。他們的計畫是要在回程時慶祝勝利，並且在到家之後舉辦一個盛大的派對。我知道她是好意，我的朋友們也是。但我很相信一件事，就是不要擅自假定任何事。對我來說這會讓我分心。
當天我的桿弟東尼納瓦羅（Tony Navarro）和我抵達開球練習區。布屈哈蒙（Butch Harmon），我的揮桿教練，和我們一起。我對他說：「桿子黏住了。」這句話的意思是，我的下半身不能正確地旋轉和打開。對大多數球員來說，這並不是明顯的麻煩。但是當你從事高層級的工作—進行外科手術、駕駛飛機、參加職業高球賽—沒有差一點點這回事。當你面對壓力，差一點就會差很多。
布屈跟我說了所有該做的正確事項，希望讓我感覺良好舒服。但我沒有這樣的感覺。我試著在第1洞梯台用開球木桿打出我的招牌強力右弧球，但卻打出一記左拉球飛到左側樹林裡並且苦吞柏忌。我並不擔心佛度。我擔心我自己。
接著，在第4洞，我的鐵桿擊球偏離目標線大約15呎，這對我來說是很大的偏差。這球打出去我就知道今天會是漫長的一天。我絕對認為我可以獲勝，但我也知道這不是輕鬆容易的事。
這些年來，我曾遇過好幾百個似乎比我更清楚那一天種種過程的人，我自己當然很清楚。第9洞的第二桿滾到果嶺外。第15洞切球抓老鷹卻停在洞口。第16洞鐵桿打厚結果球掉進水塘，也宣告賽事已經落幕。從那裡一直到第18洞，這過程就像在奧古斯塔球場舉行出殯。
我輸了。然而那一天，許多事情以正面的方式出現變化。這就是生命弔詭的地方。
當賽事結束—我打了78桿，佛度打出67桿以五桿差距擊敗我—佛度走過來對我說：「我想給你一個擁抱。」我們張開手臂環抱彼此。接著他說：「別讓那些討厭鬼影響你。」他指的是我接下來要忍受的事情，輸家的媒體記者會。在那一刻，我從沒有感覺跟他如此親近。我幾乎立刻明瞭，我們正以高尚的風範來面對勝利和挫敗，就像傑克尼克勞斯之前所做過的。我們成為真正的運動員。將高爾夫放在第一位。
我到記者室，盡可能認真翔實地回答每一個問題。我的下一場比賽是傑克的賽事，紀念日高球賽。賽前訪問時我告訴記者大概有超過7500人寫了信給我，基本上他們都是在說同樣的事：你在名人賽週日榮耀了高爾夫，你教導所有的父母和未來的運動員什麼是運動員精神。
在96年的名人賽之後，我覺得世界各地的球迷對我有了全然不同的觀感。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說我的生命在那個星期天出現轉變。我輸了但我也贏了。人們看到我把這項運動和它的價值放在首位。對每一個高爾夫球員來說，這是我們的終極責任。
我們坐上我的私人飛機。飛機裡坐滿滿但十分安靜。我很快地明白那一天的種種都和這項運動最真、最深的本質有關。當天我身處在一個競技場，而我以我最好的一面回應。我還能做得更多嗎？我的人生態度是絕不往回看，只要往前看並且永遠保持積極正面。我對機上的朋友說：「謝謝你們來。讓我們拋開過往繼續前進，然後來開派對吧。」
飛機起飛，我們要回家了。
